在当前已有告知、陈述、申辩等事后程序规定的情形下，事先程序性设计应当被重视。
二是，数字经济蓬勃兴起促使数据的经济价值陡然增长，但数据与信息及相关权利的区别却尚未被充分揭示。然后在区分权利客体与权利的基础上，以个人信息为中心理清三者之间的关系，从而在权利客体层面让无序变有序。
欧盟《通用数据保护条例》第4条第1项便将个人数据界定为与已识别或者可识别之自然人（‘数据主体）有关的信息。2.私密信息乃是作为隐私在信息上的投射 以上所论隐私与个人信息的一般性区分仅就作为事实状态的私密空间、私密活动以及私人生活安定所涉事宜而言，但并不直接触及私密信息这种集隐私与个人信息于一体的混合形态。由于《民法典》对隐私权的保护程度高于个人信息权，比如就作为免责事由的同意而言，第1033条对隐私权的要求是明确同意，而在第1035条第1款第1项关于个人信息保护的规定中就信息主体同意并无明确的要求，所以应优先适用隐私权的规定。但在《个人信息保护法》施行后，因为该法对于个人信息权的范围作有限定，而且增设不少强化保护的规定，那么《民法典》关于隐私权的规定能否优先适用，还应结合具体规定作进一步甄别。正因如此，私密信息便不仅仅是隐私与个人信息的重合部分，而是处于事实层的隐私在信息层上的投射。
也有学者认为个人信息不同于个人数据，或认为个人信息外延小于个人数据，个人信息只是能识别至特定自然人的那一部分数据。归根结底，应当从概念上清楚区分隐私和个人信息，尽快摆脱隐私权包打天下的思维误区。[14]行政机关相互间委托的法律化，既反映了行政实践的需求，也是为了规范实践中行政委托的任意性。
[23]第四，受委托机关的权利义务状况。（一）行政机关间的职权委托应有特别法依据 在行政行为领域规定行政委托的代表性法律是《行政处罚法》《行政许可法》。一方面，行政职权的转移除了本文所讨论的职权委托以外，还包括因行政机构的撤销、设立或变更而引发的行政职权调整。尽管行政机关间的职权委托制度仍然需要投入立法资源，但这就可以把全国人大的立法任务分散到对这一制度有个性化需求的更多立法主体，更为便捷的是可以通过调整职权的具有行政法规或规章意义的专门决定形式完成特别法的制定。
三、行政机关间委托的类型 对实践的观察、描述和分析需要借助于社会形态学，对研究对象进行认真分类。这一规则解决了缺乏特别法依据的行政机关间事务委托是否合法，从而谁是适格被告的司法难题，同时也激励了行政机关间事务委托的发展。
[50]职权法定原则的理论基础则是作为法治国家核心之一的法律优先。如《治安管理处罚条例》（1986）第38条规定，当事人对赔偿款拒不交纳的，由裁决机关通知其所在单位从本人工资中扣除，或者扣押财物折抵。[70]自行政诉讼双被告制度实施以来，行政机关往往通过委托或变相委托，经受委托组织或机关对被诉行为的自认，规避行政诉讼被告。[66]最高人民法院的意思是，行政机关相互间的委托与委托社会组织一样，法律效果归属于委托行政机关，但只要并非规避责任，只要更有利于行政目的的实现或诉讼争议的解决，实施行政行为的名义或行政诉讼的被告也可以是受委托行政机关。
如《广西壮族自治区森林防火实施办法》（2010）第13条第1款规定，计划火烧面积不足0.1公顷的用火许可证，报乡（镇）森林防火指挥部或委托村森林防火组织批准。《烟草专卖法》（1991，已修正）第16条规定，县级工商部门根据上一级烟草专卖部门的委托，审批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上述特别法授权条款表明，只要是行政委托，不论是行政机关对社会组织的委托还是行政机关相互间的委托，都应有《行政许可法》和《行政处罚法》以外特别法的依据，特别法既可以是同位阶的法律也可以是低位阶的法规或规章。《行政强制法》第17条第1款规定：行政强制措施权不得委托。
[76]相对人与受委托机关的合作，是基于委托行政机关的暂时性甚至一次性委托，没有可供预见的惯例。行政机关间的职权委托与事务委托不同，不能采用司法上的非特别法依据规则，而应坚持立法上的特别法依据规则。
黄杰主编：《行政诉讼法讲座》，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53-57页。第二，避免受委托行政机关的权力滥用。
[72]参见王春红案，最高人民法院（2020）最高法行申2169号行政裁定书。[70]参见叶必丰：《受欺诈行政行为的违法性和法律责任——以行政机关为视角》，载《中国法学》2006年第5期，第60页。[86]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深化人民法院司法体制综合配套改革的意见——人民法院第五个五年改革纲要（2019—2023）》。即使建立统一的行政职权调整制度，职权委托也具有相对独立性，仍有独立讨论的必要。当然，是把行政职权的转移作为一种独立的制度另予命名，还是如本文把它称为职权委托而置于行政委托之一种，还可以研究。如果允许行政机关将其全部事权委托给其他行政机关，则委托行政机关因丧失全部事权而不再具有存在的意义。
进入专题： 行政委托 事务委托 职权委托 。[29]在行政诉讼中，对集中行使行政处罚权的行政机关作为被告是否适格的质疑，法院也予以驳回。
地方行政机关除了代表国家在本行政区域内行使职权外，还是地方利益的代表者。[24]在日本，代理机关和被代理机关之间，一方产生善管注意义务，另一方产生报酬请求权等，当事人之间产生派生性、持续性法律关系。
随着行政案件的日益增多，[84]提升行政案件管辖法院级别的结果，是基层法院行政案件过少，[85]而上级法院尤其是最高人民法院管辖行政案件的压力不断加大，甚至不堪重负。区域合作 一、引言 我国的行政委托制度几乎比行政诉讼制度有更长的历史。
受委托行政机关不得再委托是一条基本法理，不需要制定法的明文规定。自2003年《行政许可法》规定行政机关间行政许可的委托以来，立法上出现了将行政机关间的委托加以制度化的趋势。既然行政职权已经转移到受委托机关，则根据权责利相一致的原则，法律效果也应该归属于受委托机关，而不能再归属于已经丧失行政职权的委托机关。该规定把县级主管部门的行政许可权交由乡级政府所属行政机构行使，根据现行司法解释被视为事务委托。
对受委托组织系行政机关的情况下，上述条件无疑都是具备的。行政案件的可诉性早在新中国初期的法律中就有规定，[4]但真正的发展却源于改革开放的激发。
[32]因此，相对集中行政处罚、行政许可和行政强制完全符合行政机关间职权委托的四个要件。如果法规命令不能满足这些条件，那么就是一个无效的法规命令。
但在司法上，却有不同于上述立法的实践。如果仍然把法律效果归属于委托行政机关，即洋山港区范围内的财税收入等收益都归委托的浙江省一方，则上海市一方得不到回报。
[22]在日本，法律效果归于受委任机关并不是基于法律的明文规定，而是基于惯例和学说。2014年该法修订后，已没有这一内容。[60]参见前注[19]，室井力主编书，第281页。[77]参见前注[1]，叶必丰文，第94页。
对现行法律、法规或规章则不作标注。[7]［奥］埃利希：《法社会学原理》，舒国滢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9年版，第187页。
[44]参见前注[13]，袁雪石书，第150页。法院对该委托予以尊重，但不认为受委托机关因此即成为了补偿安置的法定义务主体，也不能认为其实际取得了独立实施补偿安置的行政主体资格，更不能认为委托行政机关因此免除了法定的补偿安置义务。
到1989年4月4日《行政诉讼法》公布，有可诉性条款的法律共计27部，其中包括《治安管理处罚条例》（1986）[5]第39条。在长期的合作中，相对人可以通过法定程序和行政惯例等预见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及其法律补救。
